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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烈士母亲的初心与坚守
2019-11-12 07:23 来源:重庆日报

  六月六日,在沙坪坝区莲光小学四年级二班的晨会课上,田伯芬老人动情地讲述老伴去世前向全家提出的四条要求。记者 张锦辉 摄

  这是一位烈士的母亲,也是一名老党员。

  1960年,时年25岁的她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起,就一直坚守入党的初心:“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受了党的恩情,我这一辈子,绝对一心跟党走,绝不含糊!”

  4个儿子,3个送去参军。当最小的儿子牺牲,另外两个儿子转业时,她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。

  2018年12月,老伴去世之际,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2016年曾经表达过的愿望:“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,啥时候都不动摇、都不含糊。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。不收慰问金……”

  4个儿子,3个送去参军。后来,一子在战斗中牺牲,另一子因受不了打击而患上精神疾病。

  但,他们的父母数十年来从未开口要过任何特殊待遇,只是默默努力工作,退休后还力所能及发挥余热传播正能量。

  这是一段历时40年、至今仍在继续,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,暗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青春、忠诚,乃至生命。

  6月6日,重庆日报记者走进这个家庭,探寻一位烈士母亲的初心与坚守。

  “国家需要我的儿子去当兵”

  “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,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。今天老何走了,我要代表他,向全家人提出4条要求:第一,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,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,啥时候都不动摇、都不含糊。第二,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,但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,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要带头说到做到。第三,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。第四,我要代表老何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。”

  6月6日下午,当这一行行略带颤抖、歪斜的字迹,被一双满是皱纹的手从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中露出的那一刻,这间陋室里所有的人,都眼眶通红、集体沉默。

  这双满是皱纹的手的主人,叫田伯芬,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;那一行行字迹,是她记下的老伴生前愿望,并形成了全家老小恪守的4条要求。

  这是一段历时40年、至今仍在继续,悲壮却又让人充满力量的故事,暗合了两代人为这个伟大国家所奉献的青春、忠诚,乃至生命。

  对田伯芬而言,2019-11-12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。

  在此之前,她笑着回忆自己就是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、一个妻子、4个儿子的母亲”,过着最平淡却也最幸福的日子;在此之后,笑容一度与她绝缘,日子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。

  田伯芬有3个儿子先后参军。他们服役的地方,分别在东北、西藏和云南。对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复杂形势稍有了解的人,都清楚在这三处边陲服役意味着什么。

  2019-11-12,年仅21岁的四子何田忠,为掩护战友突围、保卫指挥所,英勇牺牲。

  何田忠的奖章证书记录了这位烈士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绚烂的忠诚、悍勇与壮烈:“该同志……表现勇敢、不怕牺牲、冲锋在前,协同班、排长指挥。火箭筒手负伤,自告奋勇当射手,打得狠、猛、准,勇往直前、临危不惧、生命置之度外……不幸光荣牺牲。”

  二等功军功章、追授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革命烈士的证章传回重庆老家时,田伯芬与老伴何良英瞬间崩溃。

  西南地区民间称呼最幼的子女为“幺儿”,还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俗语“皇帝爱长子,百姓爱幺儿”。

  最疼爱的“幺儿”何田忠牺牲了,连婚都没结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,让田伯芬大病一场。从此,每年的2月成了老人的心结,她都会大病一场。

  雪上加霜的是,与弟弟感情极为深厚的二哥何田钦,接到弟弟牺牲消息的当天就因受不了刺激而患上精神疾病,从此无法正常生活。

  事隔多年,有人怀着深深的惋惜问过田伯芬:“你生了4个儿子,怎么就送了3个去当兵啊?你也太……”

  田伯芬含泪哽咽:“我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,我不懂大道理,但我晓得当国家需要、党需要的时候,我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送儿子去当兵。”

  “一心跟党走就是我的初心”

  田伯芬经历人生这道分水岭时,她已44岁。曾经健壮如牛的4个儿子,至此只剩下两个健康的,并且依旧在遥远的边陲服役。

  何田忠牺牲后,党和政府给予了何家最大的关怀。但是,当组织上问到老两口有什么要求时,不善言辞的何良英只是摇头,田伯芬则轻声说了一句:“我们家的一切,都是党给予的,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。”

  或许,不了解田伯芬的人,会觉得她是“高姿态”,但真正了解她的人,明白那是她的肺腑之言。

  田伯芬生于1935年,内忧外患中,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。

  “我的爷爷奶奶,租地主的田地,累死累活一年下来,自己只能得三成,你说苦不苦?”田伯芬记忆里爷爷奶奶的身影永远是佝偻着劳作的样子,似乎永远没有直起腰来的时候。

  “你们现在哪里看得到地主压迫农民?”老人和善的眸子会因为回忆而泛红。

  到了田伯芬母亲这一代,她有着更深的痛。因为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12个子女,然而,最终挣扎着活下来的,只有7个。

  “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清楚记得,我的一个弟弟眼睛生病,得不到好的治疗瞎了,最后还淹死了。”老人胸口的起伏,随着讲述越来越大。

  “我老母亲生了12个子女,只活下来7个。我只生了4个儿子,一个个活蹦乱跳,还够资格去当兵。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哇!”田伯芬每每遇到一些质疑她的人,总是不留半分情面。

  “那个年代,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织布、印染为生,没日没夜地干,但是一匹5丈长的布,只能换3升包谷。”田伯芬苦笑,就是这3升包谷,要抱回家还不容易。

  田伯芬小名叫“桂花”,他的父母每次都会反复叮嘱:“桂花,路上要小心哟,千万不能被‘棒老二’抢去啰!”

  “啥叫‘棒老二’你们晓得不?就是土匪哇!”田伯芬颤抖着手说,“如今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磕着瓜子才能看到的土匪,我是从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哭啊!”

  童年的苦难记忆,与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气象,让田伯芬焕发出了重生般的激情。

  19岁那年,田伯芬从长寿来到重庆主城与何良英结婚,并因职工家属的缘故,进入重庆特殊钢铁厂,成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  然而,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女工,在1960年就光荣入党,甚至早于丈夫何良英两年入党。

  “为啥入党?说真心话,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受了党的恩情,我这一辈子,绝对一心跟党走,绝不含糊!”田伯芬动情地说,“现在讲不忘初心,这就是我的初心!”

  “我的人生里没有后悔二字”

  田伯芬于25岁的年纪,以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入党,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。就连老伴何良英在世时,也经常跟她开玩笑说:“你思想比我先进,觉悟比我高。”

 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党较早,却不知道其中缘故,而田伯芬自己也从来不多谈这些,只有像王朝东这样的老同事、老邻居,才清楚田伯芬当年工作起来的拼命劲。

  “她啊,这么说吧,那时候每年评先进工作者,不用放榜都晓得肯定有她!”如今79岁的王朝东感慨。

  得知自己的往事被记者翻出来了,田伯芬老人意外之余,也只是淡淡地摆摆手:“你们都说我觉悟高、思想先进,但要我说,大家都是做工作,我也没干啥子特别的事,那些荣誉是组织上的关心罢了。”

  事实上,从最初进厂时的鼓风机工人,到配电房的配电工等,田伯芬所干的,大都是最苦、最累、最脏的活。

  “这样的人先入党,所有工友都是心服口服。”王朝东说,几十年来的同事、邻居处下来,从没听到田伯芬抱怨过,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从来不抱怨。

  何田忠牺牲后,当大儿子和三儿子相继退役回重庆时,老两口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,而是完全服从组织分配。

  最终,两个儿子一个成了厂里一线的拉丝工人,一个成了一线的轧钢工人,都是最基层最辛苦的岗位。

  “你们的弟弟为国牺牲,我们都不能给他抹黑啊!”田伯芬面对两个退役回来的儿子时,抹着眼泪说,“你们都是当过兵的人,退伍了也要有军人的担当,以后就各凭本事,争取干出一份成绩。”

  事实上,两个儿子太清楚母亲的为人了。早在1963年的时候,先后担任过车间女工委员、团支部书记等众多职务的田伯芬,被组织叫去谈话,希望调她去一个街道办的白云石厂工作。

 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重庆特殊钢铁厂是一家特大国有企业,而那个白云石厂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,两者之间的差距基本可作“金饭碗”与“泥饭碗”的类比。

  “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,什么时候报到?”这是田伯芬彼时的第一反应。领导们本来以为这次调动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。

  此后,田伯芬的工作岗位,就如那句流传甚广的话“我是革命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她先后在白云石厂、沙坪坝区建管办、修缮队、第四建筑公司等工作岗位干过。

  如今,田伯芬的退休金仅3000元出头,有人问过她“后悔不?”

  她答:“年轻时有工作、有荣誉,老了有退休金、有医保,还有重庆市烈属优待金,我后悔什么?”

  “生活在这个新时代,见到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东西,我觉得自己很幸福,组织上和社会上给予我的也太多太多了。”田伯芬说,“我的人生里没有后悔二字。”

  “人生最后一站也不忘当初誓言”

  田伯芬至今住在一栋极为老旧的居民楼的六楼,没有电梯。她的家中,基本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,连墙壁都是社区给她用石灰刷白的。

  然而,她的幸福感却从来不逊于任何一个人。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在于社会各界对她的关爱。

  “我有好多好多的兵儿子、兵闺女。”老人闲暇之余,最喜欢翻看的就是相册。那里有全国各地认她当母亲的部队官兵。

  大至一部新款手机,小至一张明信片,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心意礼物,是老人家最看重的东西。

  “人老了,念旧。”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孟召友是田伯芬众多“兵儿子”中的一员,从2012年开始,他每月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,7年里从未间断。

  在田伯芬所住的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,为老人修缮房屋、上门走访照料等,从来不需要老人自己开口,社区自会一一安排到位。

  而田伯芬从来不会安享这一切,她自告奋勇担任起她所在楼栋的楼栋长,负责全楼的路灯电费收缴。

  “她收电费收了一回,我们都不让她干了!”石井坡街道负责双拥工作的工作人员江志国提起田伯芬,哭笑不得。

  原来,团结坝社区困难群众较多,街坊们都不宽裕,田伯芬收电费的方式,就是悄悄垫上300元钱,然后根本就不上门催收。

  “老人家,你总共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退休金,你打算垫到什么时候?”江志国听说此事后上门“兴师问罪”,因为他照顾田伯芬整十年了,太了解这个老太太了。

  田伯芬先是一愣,末了呵呵一笑:“你啷个晓得了啊?也没垫好多钱。街坊们都不容易,我晓得。”

  2018年12月,老伴何良英去世,田伯芬顶着巨大的悲痛料理后事时,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2016年曾经表达过的愿望,田伯芬连夜一笔一划地写在笔记本上:“要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,啥时候都不动摇、都不含糊。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。不收慰问金……”在追悼会上,田伯芬当众念了出来,内容就是前文所述的4条要求。

  “我当时眼泪唰地就涌出来了,双手捂都捂不住。”江志国也是一名服役13年的转业军人,在哀乐低回中,听到田伯芬老人念出的4条要求,这个钢铁汉子泪如雨下。

  团结坝社区党委当时送去了200元慰问金,田伯芬指着笔记本上的4条要求,坚持不收。双方坚持许久后,老人沉默了片刻。

  “这钱,就当作老何最后一笔党费吧,这也是他的遗愿之一。”田伯芬的话,再次让众人泪奔。

  最终,在社会各界前来悼念的人士中,田伯芬没有收一分钱的慰问金。

  “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,党的这么多年培养教育,我们都记在心上,不能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站,就忘了当初的入党誓言。”田伯芬说。(记者 陈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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